熊园
近年来，受全球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共同冲击，尤其是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发生深刻变革，全球产业格局也正面临重塑。
一：全球产业链的新趋势：由全球化、一体化转向多元化、区域化
上世纪90年代起，全球供应链进入“一体化”时代。1990年前后，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和运输成本的降低，跨国公司开始将生产的不同环节外包至不同国家，本地化生产逐步被全球分工所取代。1991—2008年，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由30%提高至52%左右，其中，中间品贸易占GDP的比重由9%提升至29%左右。
近年来，受贸易摩擦、疫情、俄乌冲突等影响，全球供应链逐步向“多元化”和“区域化”转变。“多元化”指减少对单一国家供应的依赖，“区域化”指增加区域内贸易往来、构建相对独立的区域内供应体系（主要包括亚洲、北美、欧洲三大制造业区域）。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有所增加，全球化进程逐步陷入停滞，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由高点52%震荡下滑至45%左右；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祭起关税大棒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迫使制造业移出中国，从实际结果来看，东盟受益最大，崛起成为美国在亚洲供应链体系的“第二极”；拜登任期内，疫情和俄乌冲突交替影响，进一步暴露全球供应链脆弱性，各国开始加强关键产业（如医药、半导体、关键矿物和能源）的本土化生产，同时美国开始寻求“近岸外包”，提高对墨西哥的依赖度。2017—2024年，中国占美国进口份额下降8.2个百分点，墨西哥、越南、欧洲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提升2.1、2.2、1.9、1.7个百分点，墨西哥超越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2025年美国再度单方面挑起关税战，全球供应链将进一步向“多元化”和“区域化”加速演进。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已对全球加征普遍基准关税，各国厂商将更明显地意识到，传统的效率优先的供应链模式，已经难以抵御复杂多变的风险冲击。供应链安全性将会愈发成为厂商的关键考量，寻找中国之外的替代供应链，尽可能加强与同一区域内的国家进行产业合作，将成为更有利的选择。
二：我国产业链的新特征：由下游到上游、由低端到高端、由传统到新兴
我国全产业链制造能力提高，加工贸易占比下降。加入世贸组织之初，我国的主要优势是低成本的劳动力，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某些高技术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加工贸易占比较大。近年来，我国自主生产制造能力显著提高，同时劳动力成本提升，不再适宜做下游加工和代工，下游环节逐步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2024年，我国的加工贸易占比下降至18.2%，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占比上升至64.1%。
我国加速产业升级和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推动更多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其他市场。近十年来，我国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下降，纺织品出口占比由15%下降到10%，皮革箱包、陶瓷玻璃出口占比降至2%以下；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提升，车船飞机出口比重由4.7%升至8.2%，化工（包括塑料橡胶）出口比重由7.9%升至10.4%，机电产品出口比重基本稳定在41%—45%之间。
“新三样”成为我国出口新增长点。近年来，我国太阳能电池、锂离子电池和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和产品创新优势不断凸显，价格优势明显，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显著提升。2024年，全球80%的太阳能电池板、76%的锂离子电池和70%的新能源汽车都由中国生产。“新三样”出口增速持续高于整体出口增速，2020—2022年，“新三样”出口增速甚至达70%以上，是我国出口重要的新动能。
三：我国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基于《2021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和中国工程院制造业产业链安全评估结果等研究，我国产业短板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半导体制造设备、高端芯片、智能终端处理器等；二是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等；三是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的制造及检测设备；四是燃气轮机热部件；五是飞机、汽车等行业的设计和仿真软件等，这些产品自给率较低，主要依靠进口。此外，我国基础产业（包括轴承、通用零部件、数控机床、仪器仪表）同样较为薄弱，2015—2020年，基础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10.9%下降至6.2%，不足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应该聚焦上述领域，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
此外，对于资本市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新趋势可能带来四大影响：其一，随着新兴市场逐步构建产业链、加快制造业发展步伐（如东盟、墨西哥等），资本市场资金流向可能向这些地区倾斜；其二，新兴市场构建产业链，厂房、机器等相关资本开支会大幅增加，催生结构性投资机会；其三，全球供应链向“区域化”发展，势必导致劳动力成本提升，利用供应链数字化与AI技术提升效率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利好半导体、智慧物流、工业物联网等领域；其四，多中心的产业布局和冗余投资可能利好基建、仓储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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