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存在两股不可逆转的力量：其一是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规律，任何政府都难逆比较优势的潮流而动；其二是围绕规则制定的协调与合作。尽管我们可能经历一段时间的混乱，但这两股力量——违背比较优势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应对全球挑战所需的国际合作——可能会在某个时候让我们回到对话，从而推动多边贸易规则改革的成功。”原世界贸易组织（WTO）首席经济学家库普曼（Robert Koopman）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6月24日至26日，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六届新领军者年会（2025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办。库普曼在会议间隙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的所谓“对等关税”搅动世界，关税的直接效应可能使美国经济增长率降低0.5%至0.7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约为0.1%。虽然他不认为美国可能很快将面临衰退，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不确定性对投资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任任期内多次抨击WTO，并威胁若继续“让美国吃亏”就会“退群”。库普曼认为，特朗普政府可能还不至于走这一步，因为退出后再想加入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更有可能是，美国不积极履行成员义务，但也不会真正退出，而同时，特朗普政府造成的混乱反而促成其他成员推动WTO规则改革。
谈及美元的前景，库普曼指出，当前多数讨论认为，美元至少在未来10到20年内仍将保持主导地位，但其他货币的作用将逐步提升；但他认为，这种转变可能会加速到来。这背后有两方面最主要的原因：一是美国的财政失衡问题，二是投资美债的安全性。“美元债券长期被视为最安全的投资标的之一，各国都需要美元来进行对美贸易和投资。但如今，美国财政赤字的不确定性叠加投资安全性的疑虑，可能共同削弱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如何影响美国经济？“产业链回流”有何成效？WTO未来何去何从？世界货币体系将面临怎样的调整？针对这些问题，库普曼一一做出回应。
不确定性成美国经济新标签
《21世纪》：随着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议程，如关税政策，引发大量争议，你认为美国经济走向会如何发展？这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何种连锁反应？瑞·达利欧等人警告称，美国可能出现一场比衰退更严重的低迷。你怎么看？
库普曼：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和国内经济政策，以及其地缘政治策略，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过去10至15年，除新冠疫情期间外，美国经济一直充满活力与创新。然而，当前政策在国内经济和全球市场中制造了诸多不确定性。关税将推高商品价格，同时增加企业生产所需零部件的成本，这不仅影响国内生产，还波及全球出口商品。关税水平的不确定性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已使许多国内外企业推迟重大投资，包括新建工厂、开发新产品或制定市场策略。这些投资放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超过关税本身的直接效应。
根据我的研究，关税的直接效应可能使美国经济增长率降低0.5%至0.7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约为0.1%。考虑到美国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长率接近3%，这种减速尚不至于引发衰退，而是一种增长放缓。然而，除了关税的直接影响，更值得关注的是关税通过抑制投资，对美国经济所带来的间接影响。
《21世纪》：让我们来具体谈谈这些政策。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通过关税重塑全球供应链结构。从长远来看，你认为这将对国际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
库普曼：我认为国际贸易将经历一段增长较慢的时期，持续时间取决于供应链的适应速度。从过往的全球冲击事件来看，无论是金融危机、新冠疫情，还是俄乌冲突，全球贸易展现出了惊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这些冲击会带来短期负面影响，但随后全球贸易会寻找新路径、建立新贸易伙伴关系，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新地区来实现调整。尽管全球化进程因此放缓或出现重组，但并未逆转。
以俄乌冲突为例，原油和粮食市场初期受损，但通过新贸易伙伴关系的建立，贸易量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只是贸易网络出现了变化。因此，特朗普的关税可能引发类似贸易重构，各国与美国的贸易量出现下降。不过，即便不会完全被孤立于全球贸易之外，美国作为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将被削弱。
《21世纪》：本届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带来的是短期问题，还是会对全球贸易造成长期损害？
库普曼：这种损害将是长期的，其根源至少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正如我们在特朗普1.0时期所见，他的贸易政策具有较强攻击性和单边主义特征，但即便在他未能连任、拜登当选总统之后，拜登政府仍保留了部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政策。因此，可以预见，在下一届政府中，这些政策中的某些部分仍将持续。其次，美国作为可信赖贸易伙伴的形象受到损害。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奠基者和支持者。国际社会普遍对美国经济抱有良好预期，视其为理想的投资目的地，是一个政策稳定、遵守规则的可靠经济体。当企业考虑是否在美国建厂时，规则的可预期性及稳定性是重要考量因素。而特朗普政府却在规则方面制造了很多不确定性，从而削弱了美国的品牌价值。我认为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未来许多国家和企业将以更审慎的态度看待美国，并对可能危及其经济活动的政策变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
《21世纪》：你在全球价值链领域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目前，美国推动的“产业回流”和“近岸外包”政策进展如何？
库普曼： 我认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确实可能提升美国制造业对本土最终需求的供给比例，这个结论出乎我的预料。不过，我们需要明确几点：第一，美国最终需求本就高度依赖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本土经济活动。作为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体，美国大部分消费来自于服务业。其次，这种产业回流代价高昂，将资本和劳动力从现有优势领域重新配置到本土生产，实际上是在发展美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其他国家能以更低成本生产这些商品。我们需要警惕认知误区：提高本土供给比例与经济增长是两回事。许多国家尚未意识到，单纯扩大面向国内需求的生产规模，并不等同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WTO规则改革已箭在弦上
《21世纪》：在处理当前贸易争端方面，WTO被质疑行动滞后，你怎么看？有什么建议？
库普曼：我认为WTO仍然至关重要。尽管美国采取了似乎违背WTO义务的单边贸易行动，但多数国家仍在履行WTO承诺，特别是在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中，即便它们正在对美国进行反制。全球80%的贸易仍在WTO最惠国待遇框架下进行，这一多边贸易体系很可能会持续运行。这对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即使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可能不一定遵循WTO的最惠国待遇规则。
不过，WTO规则确实需要更新。这方面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一方面，现行规则制定时，发达市场经济体及其运作原则占据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如今这些规则已促使许多国家实现了快速增长。因此，发达经济体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应再享受过去的特殊待遇，这些国家承担的义务应该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先行规则背后的核心理念也需调整。政府在经济增长和应对全球挑战中的角色正在变化，而WTO规则并未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危机等新挑战，这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发展可能不得不走上一条与过去不同的道路。当务之急是WTO成员进行协商，推动规则更新以应对这些新形势。中国、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必须协力制定能让各方接受的新规则体系。
《21世纪》：我们都认同WTO需要改革，但这需要各方通力合作，在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鉴于美国屡屡威胁退出WTO，你如何看待“没有美国的WTO”这种可能性？
库普曼：我认为美国不太可能真正退出。一旦退出，若想重新加入就必须经历漫长的准入谈判——这意味着要重新接受一系列承诺和义务的约束。中国经历过入世谈判，深知其中艰辛。顺便说一句，这套机制对中国很有效，中国充分利用了入世申请和规则。但美国恐怕不愿经历这个过程。
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美国不会积极履行成员义务，但也不会真正退出。美国政府造成的混乱反而可能促使各成员国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商讨规则改革。”届时，美国或许会说：“我们愿意参与部分能够接受的讨论。”但若改革方案最终未能达成，美国很可能选择继续留在WTO，只是保持相对消极的态度。
美元的主导地位或加速滑落
《21世纪》：当前，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但其霸权地位正受到质疑。你认为美元面临哪些挑战？
库普曼：当前多数讨论认为，美元至少在未来10到20年内仍将保持主导地位，但其他货币的作用将逐步提升——这并非坏事。不过，我认为这种转变可能会加速到来。
这背后有两方面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美国的财政失衡问题。美国政府持续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高企，不得不大量发行债券，而其中很大部分由国际投资者持有。如果外国债券买家开始质疑美国债务规模，担忧美国能否通过通胀或违约来化解债务危机，这将推高美国的借贷成本。其次是投资安全性。美元债券长期被视为最安全的投资标的之一，各国都需要美元来进行对美贸易和投资。但如今，财政赤字的不确定性叠加投资安全性的疑虑，可能共同削弱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这确实为其他货币提供了潜在机会，比如欧元。
《21世纪》：近期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你认为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尤其体现在能源价格和贸易航线方面，会出现哪些变化？
库普曼：中东局势升级可能严重扰乱能源市场和贸易流动，通过推高能源价格拖累全球经济增长。虽然当今世界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度已较历史水平显著降低，因此，它的影响可能有所减轻，但仍然具有破坏性。我们希望冲突各方能找到解决方案，避免贸易持续受阻。最关键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相比之下，货物贸易受影响较小。欧洲将比美国遭受更大冲击，因美国主要经济活动依赖与中国和欧洲的跨洋贸易。虽然美国不受直接影响，但全球经济受损仍会外溢至美国。我们期待这场冲突能和平解决。
在市场层面，尽管局势紧张，黄金、瑞士法郎等避险资产受到青睐，但美国股市似乎表现良好。这表明市场认为冲突不会失控。但必须指出，市场在预测未来走势方面未必具有先见之明。虽然很多人认为市场预期是全球经济的最佳晴雨表，但有时市场未必能准确反映基本面。
《21世纪》：展望未来，在美国政策变动、世贸组织改革滞后、地缘冲突频发等多重不确定因素交织的背景下，你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应如何构建一个既公平又稳定的全球贸易体系？
库普曼：我认为存在两股不可逆转的力量：其一是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规律，任何政府都难逆比较优势的潮流而动；其二是围绕规则制定的协调与合作。尽管我们可能经历一段时间的混乱，但这两股力量可能会在某个时候让我们回到对话，从而推动多边贸易规则改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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