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着政治价值观感召力、科技创新牵引力、流行文化吸引力以及外交政策正当性等集合要素，美国在“二战”后沉淀与铸造出了属于自我的软实力，进而赢得了创建国际新秩序的绝对话语权席位。然而，近十年来，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泛滥，严重冲击了美国软实力，使其国际形象受损，价值观念和政策倡议的认同度与信任度降低，这种趋势在特朗普新任期内愈发明显。
美国际话语权正在下行
从联合国建立到关贸总协定及世贸组织创建，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公益机构问世，以及北约生成，美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中都充当过发起人或者领头羊的核心角色，及至后来很长时期，无论是在许多重要的国际公共场合，还是对他国的间接影响上，美国都展示出了强大能量。
与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所有国际性组织所奉行与贯彻的多边主义原则完全相反，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便开始狂热渲染“美国优先”理念，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以及外交胁迫主义开始猛烈发酵。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研究，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美国在各国对联合国多边主义支持指数排名中垫底，显示美国是最不支持多边主义的国家。
按照特朗普的观点，二战后的全球秩序，包括多边规则、机构和联盟，使美国在贸易政策和对外防务支出中吃了亏，因此，这种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实际是一个糟糕的交易，于是，出任总统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便以对抗性思维处理所有经济关系，最为典型的行为便是将“关税之墙”越垒越高，结果不仅导致国际贸易多边自由化体系的破裂，也令全球产供链发生严重断裂。
特朗普这种自我利益之上的行为倾向，也让许多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至少心中对美国多了一份警惕与芥蒂，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度、关联性与信任度，即便是美国的盟友国。按照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公布的一项针对34个国家的最新民意调查报告，在相对富裕的21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对美国好感度下降了6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澳大利亚、以色列、南非和德国的好感度降幅最大，不出意外的话，这种趋势在特朗普新任期内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经济贸易合作中唯我独尊的同时，外交上特朗普也是尽显霸凌。面对中东乱局，特朗普要求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释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否则“所有哈马斯成员都不会安全”；在伊朗核问题上，声称“要么谈判，要么动武”；围绕乌克兰危机，特朗普用对俄罗斯制裁加码和向乌克兰停止援助的威胁来强迫双方按照美方要求进行谈判，并最终获取了乌克兰石油、天然气的开采特权；站在本土往南看，除威胁巴拿马外，特朗普甚至对加拿大与墨西哥放出收编的狂言。这种近似“旧式帝国主义”的行事风格，既会让许多国家不寒而栗，又会不自然地选择拉开与美国的关系距离。
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停“退群”成为了特朗普的标配，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带领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12个国际组织，第二任期开启至今，特朗普又做出对被拜登恢复加入的世卫组织停止提供任何资金和资源的决定，并宣布暂停支付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及2025年会费。也正是因为特朗普的“搅局”，世贸组织专家终裁机构至今瘫痪了8年之久。当然，无论是“退群”还是“搅局”，都必然颠覆国际社会对美国作为“调停人”或“救火者”的原始认知，并加速寻求建立力量更均衡的治理框架。
按照软实力概念的首先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特朗普不理解软实力，对权力的理解仅局限于胁迫和交易，其排他性民族主义和短视交易主义正在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因此，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将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艰难四年”。不错，单边主义也罢，霸凌主义亦然，胁迫外交也好，美国从中可以收获到八面威风与不可一世的快感，但同时也必然丧失更多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信任性投票，相应地，昔日为美国尽情支配的软实力话语权权威与强势体系也会悄悄发生松动与解构。
美元信用已发生动摇
依靠美元霸权，美国获得与掌控了无与伦比的金融霸权，与此紧密结合，其政治价值观感召力便有了更强大的底气。凭借着美元铸币权这一独特优势，美国可以运筹更充沛的货币能量，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到优质与顶尖的人力资本，从而不断夯实与充盈着本土科技创新牵引力。左右着美元这一货币工具，美国外交政策正当性也能获得得天独厚的背书，甚至美国流行文化也会在美元的托举下变得更有性价比。美元货币既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更是美国软实力矩阵最为重要的底座。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内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市场之所以愿意使用美元，是因为有黄金信用的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散后，美元虽与黄金脱钩，但很快与石油资源绑定。基于石油的稀缺性，美元信用并没有受到损害。而且二战后，没有一种非美货币比美元的表现更稳定、更坚挺。毕竟，战后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公共财政持续健康良好，债务扩张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因此，美元后来继续受到市场的承认与追捧，长时期充当着国际战略储备资产的核心角色以及全球贸易与投资的主要结算工具。这其实是市场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即相信美国政府能够维持美元的价值和购买力。只是让人失望的是，这样的信任正面临着被撕裂与肢解的风险。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讲，美国财政赤字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在税收贡献不足的前提下，解决收支缺口压力的最有效方法便是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目前美国政府负债存量超过36万亿美元，偿债利息成本不断打破历史纪录。虽然仍可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维持财政运行，但债务的每一次扩张都在进一步摊薄国家信用。
对市场而言，承接美债增量必然要求更高溢价，因此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将成为常态，美国政府的融资与偿债成本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作为公债增量的主要购买者，美联储往往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来支持公债发行，但这意味着增加美元供应量，美元价值随债务扩张而不断贬损。因此，在国家信用与购买力弱化的背景下，美元信用难免受损。
从国际贸易层面看，经济全球化是美元信用的底层逻辑——美国发行美元，各国向美国提供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的背后是各国对美元的需求，这实际上支撑了美元信用。然而，特朗普试图通过高额关税或“对等关税”打破这一秩序，在减少贸易逆差的同时吸引资本回流美国制造业。但全球贸易体系与货币体系互为镜像，破坏贸易全球化必然冲击货币全球化。若关税战导致全球贸易萎缩，美元需求将大幅下降，其价值与使用价值随之削弱，进而形成对美元信用的负反馈。
从金融投资角度分析，美元长期被视为核心避险资产，市场动荡时投资者会涌入美元资产，推高美元与美债价格，形成正反馈循环。然而，在关税政策冲击下，美元持续走弱，美债价格暴跌，长端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10年期国债利率长期维持在4%以上，30年期利率一度突破6%。美元与美债价格下跌反映市场短期信心不足，而收益率攀升则表明关税政策加剧了经济不确定性，长期来看将推高美元信用风险。
当然，特朗普可能并未预料或不愿看到其政策对美元造成连锁伤害，但市场自有其运行逻辑。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影响力已呈边际减弱趋势，而此次关税政策再度重击美元信用。若美元地位持续衰落，美国的软实力也必将随之削弱。
科技创新基础遭遇侵蚀
特朗普再度上任后签署的解散联邦政府机构的行政令中，教育部、联邦行政研究院、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人文基金会等均被列入撤销名单。这延续了其首任总统期间的政策：当时特朗普不仅解散了多个联邦部门的科学决策委员会，大幅裁减农业部等下属科研机构人员，还限制气候变化研究机构获取数据。进入第二任期后，他进一步推行大规模削减科研经费的政策。
作为基础学术研究的主要资助者，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所资助的项目除了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审查外，一些研究项目经费也被叫停，同时新发放的资助项目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近50%，且先前自然科学基金会9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被特朗普政府冻结。无独有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用于设备维护、行政管理及合规审查的间接费用也从平均40%降至15%，同时国防部宣布取消了91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项目。此外，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26年度科学预算经费从73亿美元减至39亿美元。
特朗普非常清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其眼中的科学研究仅仅局限在所谓“有用科研”范畴——即那些对国家安全、产业链发展以及国家竞争力有直接贡献的科研项目才值得政府支持。至于基础性研究和自由思想探索等领域，特朗普认为实际价值有限。这种将科学研究功利化的做法背后暗含工具化诉求：通过削减科研经费向科研界传递明确信号——政府的财政支持决定着研究机构与个人的存续命运。其潜台词是要求科研人员收敛独立精神，使科研机构沦为政府附庸，这实质上体现了特朗普集权乃至极权化的政治思维。
对科学界频频添堵设限的同时，特朗普对教育界尤其是大学所发起的攻击更令人瞠目。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年后，哈佛大学等多所美国高校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除了要求根除“反犹主义”以及废除高校向少数族裔倾斜的多元化举措外，特朗普政府还致函哈佛大学，敦促学校改革和重组，包括停止一切基于种族、肤色和国籍等因素的优待。改革国际学生的招生流程，避免录取敌视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学生，关闭所有与“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政策相关的项目。但特朗普的“长臂管辖”之手却引来得来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的硬扛，指出特朗普超越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并明确拒绝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对其管理结构、招聘及招生政策进行大幅改革的要求。
在60位现任和前任大学校长在《财富》杂志上联名发表专栏文章对艾伦·加伯展开声援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进行了强势回击。除了迅疾冻结了哈佛大学总额约22.6亿美元的联邦经费拨款外，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宣布向哈佛大学提供的两项总额超过270万美元的拨款，且官方明确告知哈佛，若继续“抗命”，正接受审查的另外60多亿美元联邦经费或同样“有危险”。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在其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将哈佛大学视为“政治实体”征税，取消其免税资格。
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大学与哈佛大学一样遭遇到了联邦政府的财务制裁，其中普林斯顿大学2.1亿美元的研究资金被“暂停发放”，哥伦比亚大学4亿美元联邦拨款被撤销，西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遭政府冻结的经费分别为7.9亿和10亿美元，且截至目前至少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21所高校已被告知，可能面临联邦经费被砍，原因包括未能保护学生免受“反犹主义”伤害。
无疑，“反犹主义”是特朗普与多所大学矛盾爆发与升级的直接导火索，但背后其实是多元文化价值观与保守主义价值观以及党派立场的一次公开对决，民主党奉行多元文化主义，在校园推行所有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政策，特朗普主义所代表是民粹保守主义，具有强烈的反智倾向，将学术界的“进步主义议程”如批判种族理论、包容性项目等看成是是脱离现实的精英说教，因此，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必须要通过重塑大学文化，将更多常春藤高校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下。
回过头看，受到特朗普征服经费削减的困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等世界顶级科研机构不得已实施了大幅裁员，其中国家卫生研究院仅仅一个月里被迫终止了对700多项研究的资助，而基于特朗普政府不确定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多科研人员正在考虑离开美国。据英国《自然》杂志近期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在1600多名完成调查问卷的美国科研人员中，约75%的受访者考虑离开美国，同时690名回复调查的研究生中，有79%人考虑离职，340名博士生中有75%的人有同样的想法。
同样的恐慌也发生在大学里。受到联邦政府削减经费的影响，霍普金斯大学将在美国内和境外裁减超过2000名员工，宾夕法尼亚大学宣布削减35%的研究生招生，南加州大学宣布暂停部分博士生项目的招生。与此同时，在政府宣布冻结22.6亿美元联邦经费不到一天的时间，哈佛大学太空飞行对人体影响等一系列大型合同无奈中断，而霍普金斯大学旗下的霍普金斯医学院因政府拨款的冲击，每年将损失2亿美元，致命感染等重大研究项目可能胎死腹中。
在全球科学技术与教育领域，美国享有数十年的主导地位，并以特有的多元化创新与独立自由化精神走在人类拓展科技与文化发展空间的前列。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科技工程领域超过60%的博士为移民，2000年至2023年间，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有40%是移民，如果特朗普政府对科研的限制性歧视已让不少本土人才焦虑不安，就更别说美国还会对更多国际性人才产生更大吸引力了。另一方面，哈佛大学等美国常青藤盟校历来是自由思想和学术创新的重要阵地，作为当代社会的知识生产与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推动批判性思维、科学实证与多元价值观的发展繁荣，而且大量的基础科学研究已成为美国创新产业的基石，按照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的呼吁性言论：“如果美国政府与优秀大学开战，意味着治愈癌症、糖尿病等疾病的努力将结束，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安全面临重大风险。”简言之，当科技与教育在强权压制下走向沉闷与窒息，美国软实力身上原有的靓丽色彩也必然会随之暗淡下去。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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