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在上海社科院原院长张道根研究员看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对全世界的贸易战，毁坏了长期稳定有效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对此，中国必须深入挖掘、充分用好超大规模市场这个最大优势，用更大力气促消费、扩内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下是他在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论坛上的演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年了，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置身于更加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如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冲击？在我看来，中国手里有不少牌，其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当务之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新发展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战略。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必须集中力量全面加快推进落实。
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必须以自身发展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冲击
（一）二战后形成的趋于均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难以维系，地缘政治冲突和世界大战的潜在危险上升。二战后，世界进入长和平时期，促进了全球合作、交流和发展，但国家、民族、意识形态与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在积累，地缘政治冲突加大。无论中东、北非还是欧洲、亚洲，地缘政治冲突、民族或种族争斗没有停歇；超级大国、军事强国战略竞争和对抗冲突加大，极易擦枪走火。
二战后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普遍改善了各国人民生活，但也带来国家、地区、民族之间发展分化，经济社会不平等扩大。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政治、社会、族群等分化分裂加剧。美国政治分裂、社会财富两极分化达到过去百年最高值，国内政治斗争日益激烈。二战后，欧洲期盼克服几个世纪之久的冲突，构建一个统一大市场和自由、民主、繁荣的区域。但欧洲没有用好单一市场，欧洲大陆经济持续下滑，内部分歧矛盾冲突增加。我们进入一个冲击、动荡比以前多得多的世界，全球经济政治的稳定性下降，长和平面临挑战。对此，全世界都要警醒，防止世界大战重演。
中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正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我们必须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持战略定力，不为外部世界更加错综复杂变化所惑，集中精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要聚焦解决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着力实现国内与国际、城市与农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与循环的再平衡。
（二）二战后逐步建立的互惠互利多边经济贸易体系遭到重创，世界秩序加速转向自我为中心的单边主义体系。战后世界汲取了两次大战历史教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构以自由国际秩序和集体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多边体系，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纷纷建立，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独立主权国家加入联合国和各类国际机构组织，平等、独立、合作、互利的多边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不断拓展。
然而今天，多边主义世界秩序已被严重破坏。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全球供应链体系受到冲击，很多国家只关心本国自己的供给，调整供应链来源地，宁愿牺牲效率也要就近安全，国家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对全世界的贸易战，用政治经济强权胁迫他国接受其不讲理的苛刻条约，随意撕毁同别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完全抛弃了自由、公平贸易原则，毁坏了长期稳定有效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建立一个世界普遍认同接受的国际秩序不容易，破坏却很容易，而要重新建立则更难了。
纵观世界历史，人们渴望多边主义，但很多时候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甚至军国主义都会沉渣泛起。令人担忧的是，当今世界似乎再一次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不管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怎么玩，也不管是真打，还是吓唬人，多边主义世界秩序已支离破碎。对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把握大势，下决心减少对外部市场和国外需求的依赖，以我为主、眼睛向内，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办法，持续用力激发和促进国内需求，加快转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培育、挖掘、扩大和用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三）目前即将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世界经济开始步入长周期滞胀型衰退。二战结束后，世界步入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与发展时期。西方国家兴起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实现了大规模工业化、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推动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的工业国转变，世界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使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了40年年均近两位数经济增长，再创战后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目前，中国稳居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位置，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超过25%。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202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全球全要素生产率下行，中国经济从两位数增长回落到5%左右。世界经济高增长时期过去了，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许多国家负债率上升、赤字率扩大、货币政策宽松，美国等30个国家总债务占比约300%，约六成低收入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债务困境，越来越多国家经历高通胀袭击。同时，世界贸易与投资增长明显萎缩，全球资产价格风险加大，世界自然资源紧缺与绿色低碳成本上升。未来世界经济大概率进入“L型”减速轨道和资源要素成本上升通道，全球性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时期到来。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能转换三期叠加阶段，更要警惕外部世界长周期滞涨冲击，防止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的同频共振。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大经济逆周期、跨周期调控，加快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产业政策调整转变，从促出口、扩外需转向促内销、扩内需，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拉动、创新驱动和内需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型。
二、发挥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后发国家成功赶超的秘诀，是用好人无我有的独特优势和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不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红利与资源要素成本优势，通过利用外资、外技、外企，实施外向型经济大循环战略，解决了发展中国家难以解决的储蓄不足、内需疲弱、技术与企业家人才稀缺的问题，实现了从低收入落后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今天，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比较优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劳动力总量2011年越过高峰开始下降，人口总量近三年持续负增长，资源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占全球35%，部分产能过剩，外贸竞争激烈，原有的优势持续减弱。经过四十多年高增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34.9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18%。中国有14亿多人，人均GDP1.3万美元，有4亿左右中等收入群体。并且，中国经济依然保持5%增长率，是全球最大和最有增长潜力的市场。中国居民储蓄率高，居民消费占比低，消费结构处于大规模优化升级中，超大规模市场长时间内将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必须深入挖掘、充分用好这个最大优势，用更大力气促消费、扩内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一，切实摆脱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全面贯彻消费和内需带动经济发展战略。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随着大规模基建投资空间收窄、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房地产业长周期深度调整、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与贸易冲突加剧，中国必须加快转向消费驱动和国内需求带动的经济增长新路。虽然党中央确定了扩内需、促消费重大战略，并陆续出台了有力的政策措施，但落实落地还不够、具体办法还不多、实效还不明显。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很多人还是习惯用促投资、抓基建、扩出口等见效快的老办法。因此，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实践中推进比较困难。当务之急，必须坚决扭转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从体制机制和政策上把经济发展转到消费和内需带动的新路上来。
第二，要聚焦以人为中心，制定实施促消费扩内需有效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建立起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最庞大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体系、完善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中国制造业规模、物质生产能力堪称世界第一。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从注重物质产品生产、供给总量扩大、追求增长速度，切实转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一要下决心完善收入分配体制。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稳定并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展财产性收入渠道。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保持了稳定增长，但增长并没有加快，劳动力就业率提高不多，劳动报酬占比提升较慢，不少群众财产性收入减少。什么原因？生产决定分配，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不加快改变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很难改变低工资、低福利、低成本要素投入推动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难以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
同时，分配反作用于生产，分配制度创新能带动发展模式转型。我们必须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办法，切实提高居民收入，特别要提高劳动报酬与工资水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体系，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增强托底保障水平，提高人民群众消费能力，促进居民消费和国内需求持续增长。
二要下决心调整公共资源投向。中国国家公共资源十分庞大，长期专注于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投向生产领域和供给端。这虽然有其历史阶段的合理性，但已不适应国际环境和我国发展阶段变化。从供求关系看，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国内总需求萎缩，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必须调整公共资源投向与结构，重点促进最终消费需求，支持民生改善，促进人力资源质量提升和就业增加，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尤其要支持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消费。中国政府拥有世界各国少有的巨大公共资源，完全有能力、也应该更好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三要下决心改变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重心。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要熨平经济周期，也要促进收入分配关系优化，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促进最终消费需求扩大。新形势下，国家财政要优先考虑加大转移支付，更多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加快推进实质性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加快提高最困难人群的最低收入和最低社会保障水平。要大力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社会救助体系等。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要从重视保增长、促投资、增出口，转向加大推动调结构、促消费、扩内需，畅通国内需求为主体的经济大循环。适应新发展格局构建，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机构体系、监管体系，必须进一步加快调整转型。
第三，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也没有中国的明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健全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体系。
一要解决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机制不够强的问题，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国最大的发展优势，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国内市场行政分割、规则规制不一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保护主义严重，严重抑制了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妨碍了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壮大。要切实改变各地唯GDP的导向，依法严格规范不正当竞争和各级政府任意干预市场的行为。完善统一的制度、规则、标准，放宽准入限制，强化统一监管，充分发挥超大型统一市场的作用，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持续激发我国巨大的内需潜力。
二要解决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高、能级不够的问题，加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国际环境越是错综复杂，我们越要增强定力，主动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中国不仅是世界贸易大国，也是国际投资大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入全球体系。中国外贸依存度已从2006年最高点64.5%，降至30-32%。2024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86.3亿美元，已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国家，转向直接投资流入流出总体平衡、出大于进的大型资本输出国。但是，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度仍低于不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资本账户、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开放上，也低于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制度型开放还有不少差距。这些问题不认真解决，将制约国内需求扩大，阻碍国内国际双循环持续良性互动。
我们完全有能力、有基础也有必要扩大全方位对外开放，按国际惯例、通行规则，对标国际最高水平、最好标准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广泛深入融入全球贸易、投资、金融与产业链、创新链体系。过去，我们以开放促改革，发挥了中国长期形成的比较优势，创造了长期高增长奇迹。现在，我们要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更深层次改革，发挥好超大型国家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好地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思想者小传】
张道根，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上海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长期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专注发展理论、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及发展政策研究。著有《经济制度演进的逻辑——政治经济学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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