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拜登政府上台已过去半年时间，施政承诺兑现几何？增税是拜登政府最为重要的施政承诺之一，拜登税改计划意在提升政府税收能力，一
拜登政府上台已过去半年时间，施政承诺兑现几何？
增税是拜登政府最为重要的施政承诺之一，拜登税改计划意在提升政府税收能力，一方面，在压缩财政赤字与控制发债的同时为大规模基建计划筹集巨额资金；另一方面对企业与富裕阶层加税，对工人阶层减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希望缩小贫富差距，构建更加公平和有效率的税制体系。
拜登政府在顺利推出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后，于今年4月宣布了“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拟新增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财政部同一时间发布了“美国制造税收计划”（Made in America Tax Plan），旨在接下来的15年内新增2.5万亿美元税收收入，以此作为“美国就业计划”的费用支持。可是至今，国会两党关于这两项计划仍争执不下。
大规模的刺激不仅为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美国股市、债市、楼市均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但不平等状况也愈发严峻。这些试图缓解不平等状况的措施现实的吗？其得以付诸实践的可能性和影响几何？就此对专攻企业逃漏税问题的法国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副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进行了专访。
拜登将不平等列入核心经济议题，誓言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结构性的不平等。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平等政策在美国都不太见效。
祖克曼向表示，在很多人眼中，哪怕是法律也无法防止有钱人和跨国企业逃漏税，仿佛逃漏税是天然有之。然而实际上，允许这一现象的存在是政府的一种选择。历史上就有美国总统非常强烈地反对逃漏税，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而有时候政府却允许甚至是鼓励逃漏税，比如特朗普说过不纳税“显得很聪明”。美国历史上确实有过施行累进税的时期，而这样的税收政策是强有力的推动社会平等的引擎。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德国、瑞典和日本是第一批创设累进所得税的国家。美国的创新之处在于迅速提高了所得税的累进性，一度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累进税收制度的国家。1913年，美国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7%；1917年美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累进税扩大到所有公司——公司有形资本收益8%以上的所有利润都被认为是非正常利润；1918年，非正常利润被按照高达80%的累进税率征税；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策制定者发明了一种新的税收政策，并且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实施，即最高收入者按照90%的最高边际税率被征收所得税，企业利润按照50%的税率被征税，大型房地产按照接近80%的税率被征税，而世界上一度没有任何国家征收如此重税。
祖克曼介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上个世纪80年代的这段时期，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美国生产力日益提升、生活繁荣兴旺，还建了很多学校，资助了很多公立大学，直到今天，这些大学仍然是全世界大学中的翘楚。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拉开了美国大规模税改的序幕。1981年里根政府推出的《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其核心内容便包括将资本利得税的最低税率下调至20％。在1986年推出的《税制改革法案》，又进而将资本利得税的最低税率由20％进一步下调至17％。
祖克曼指出，在美国，如今不仅是资本利得税较低，对资本的增税普遍很低，这样的政策导致不平等水平显著提升。二战后的数十年间，美国的税收体系都是累进税制，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较高，彼时的不平等水平也处于历史低位。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税改之后，不平等水平激增。1980年至2020年期间，收入前1%的群体的财富份额由10%上升至20%，而收入后50%的群体的财富份额却从20%下降到12%。
亿万富翁的有效税率不会出现很大变化
民主党此次改革更侧重于提高富人的最高边际税率，尤其是提高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仍然低于2017年特朗普政府《减税与就业法案》生效之前的税率），同时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税后抵免。除此之外，拜登政府提出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改革方案或将对资本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不过，从股票市场的表现来看，祖克曼认为，华尔街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拜登上台以来美股三大指数屡创新高。在他看来，事实上增税是好事，这样政府就能够做更多的基建，因为对有利于国家未来的并不是让有钱人少纳税，而是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和医疗系统，即便华尔街也知道这个道理。
拜登政府的政策能否有效改善税法的公平性？
尽管祖克曼承认，拜登政府的增税改革是扭转1970年以来累进税不断下降的一个进步，但只是很小的一步。在祖克曼看来，即便拜登政府的税收政策全都成功通过成为法案，亿万富翁的有效税率变化也并不大。
在赛斯的研究中，1970年，最富有的美国人缴纳的所有税收超过了其收入的50%，是工薪阶层的两倍。2018年，在特朗普税收制度改革之后，亿万富翁缴纳的税收在过去100年中首次低于钢铁工人、教师和退休人员。富人见证了他们的税收已经降到了1910年的水平，而当时政府规模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
对此，赛斯和祖克曼建议，应征收大幅累进的财富税、对跨国企业有效征税，这些改革措施能够帮助美国重塑“税收公正”的传统，推动美国社会21世纪的社会公平和经济繁荣。
增税是拜登政府最为重要的施政承诺之一，拜登税改计划意在提升政府税收能力，一方面，在压缩财政赤字与控制发债的同时为大规模基建计划筹集巨额资金；另一方面对企业与富裕阶层加税，对工人阶层减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希望缩小贫富差距，构建更加公平和有效率的税制体系。
拜登政府在顺利推出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后，于今年4月宣布了“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拟新增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美国财政部同一时间发布了“美国制造税收计划”（Made in America Tax Plan），旨在接下来的15年内新增2.5万亿美元税收收入，以此作为“美国就业计划”的费用支持。可是至今，国会两党关于这两项计划仍争执不下。
大规模的刺激不仅为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美国股市、债市、楼市均创下历史新高，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但不平等状况也愈发严峻。这些试图缓解不平等状况的措施现实的吗？其得以付诸实践的可能性和影响几何？就此对专攻企业逃漏税问题的法国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副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进行了专访。
法国经济学家、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
祖克曼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合著的《不公正的胜利》一书指出，不公正的税收制度是美国产生不平等的重要动因。赛斯与祖克曼从整体上研究了美国税收制度累进性的历程，揭示了近几十年来发生的改变程度，并发现美国曾经拥有全世界最具累进性的税收制度，但如今却逐渐沦为“累退”的税收制度。二人通过统计分析后发现，如今美国亿万富翁缴纳的税率甚至低于普通工人，而当前这种累退的税收制度将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加剧不平等和寡头政治，最终严重威胁美国的经济发展与全球化。《不公正的胜利》
不公正的税收制度是美国产生不平等的重要引擎拜登将不平等列入核心经济议题，誓言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结构性的不平等。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平等政策在美国都不太见效。
祖克曼向表示，在很多人眼中，哪怕是法律也无法防止有钱人和跨国企业逃漏税，仿佛逃漏税是天然有之。然而实际上，允许这一现象的存在是政府的一种选择。历史上就有美国总统非常强烈地反对逃漏税，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而有时候政府却允许甚至是鼓励逃漏税，比如特朗普说过不纳税“显得很聪明”。美国历史上确实有过施行累进税的时期，而这样的税收政策是强有力的推动社会平等的引擎。
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德国、瑞典和日本是第一批创设累进所得税的国家。美国的创新之处在于迅速提高了所得税的累进性，一度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累进税收制度的国家。1913年，美国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7%；1917年美国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累进税扩大到所有公司——公司有形资本收益8%以上的所有利润都被认为是非正常利润；1918年，非正常利润被按照高达80%的累进税率征税；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策制定者发明了一种新的税收政策，并且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实施，即最高收入者按照90%的最高边际税率被征收所得税，企业利润按照50%的税率被征税，大型房地产按照接近80%的税率被征税，而世界上一度没有任何国家征收如此重税。
祖克曼介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上个世纪80年代的这段时期，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美国生产力日益提升、生活繁荣兴旺，还建了很多学校，资助了很多公立大学，直到今天，这些大学仍然是全世界大学中的翘楚。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拉开了美国大规模税改的序幕。1981年里根政府推出的《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其核心内容便包括将资本利得税的最低税率下调至20％。在1986年推出的《税制改革法案》，又进而将资本利得税的最低税率由20％进一步下调至17％。
祖克曼指出，在美国，如今不仅是资本利得税较低，对资本的增税普遍很低，这样的政策导致不平等水平显著提升。二战后的数十年间，美国的税收体系都是累进税制，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较高，彼时的不平等水平也处于历史低位。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税改之后，不平等水平激增。1980年至2020年期间，收入前1%的群体的财富份额由10%上升至20%，而收入后50%的群体的财富份额却从20%下降到12%。
亿万富翁的有效税率不会出现很大变化
民主党此次改革更侧重于提高富人的最高边际税率，尤其是提高联邦公司所得税税率（仍然低于2017年特朗普政府《减税与就业法案》生效之前的税率），同时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税后抵免。除此之外，拜登政府提出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改革方案或将对资本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不过，从股票市场的表现来看，祖克曼认为，华尔街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拜登上台以来美股三大指数屡创新高。在他看来，事实上增税是好事，这样政府就能够做更多的基建，因为对有利于国家未来的并不是让有钱人少纳税，而是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和医疗系统，即便华尔街也知道这个道理。
拜登政府的政策能否有效改善税法的公平性？
尽管祖克曼承认，拜登政府的增税改革是扭转1970年以来累进税不断下降的一个进步，但只是很小的一步。在祖克曼看来，即便拜登政府的税收政策全都成功通过成为法案，亿万富翁的有效税率变化也并不大。
在赛斯的研究中，1970年，最富有的美国人缴纳的所有税收超过了其收入的50%，是工薪阶层的两倍。2018年，在特朗普税收制度改革之后，亿万富翁缴纳的税收在过去100年中首次低于钢铁工人、教师和退休人员。富人见证了他们的税收已经降到了1910年的水平，而当时政府规模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
对此，赛斯和祖克曼建议，应征收大幅累进的财富税、对跨国企业有效征税，这些改革措施能够帮助美国重塑“税收公正”的传统，推动美国社会21世纪的社会公平和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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