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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教授的海南随想:自由贸易港赋能

2020年11月28日 17:00来源: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第一黄金网
摘要
曾经去过海南多次,80年代参访过当时闻名东南亚的兴隆华侨农场,90年代见过鹿回头的烂尾楼,到访过初创时期的博鳌,2000
曾经去过海南多次,80年代参访过当时闻名东南亚的兴隆华侨农场,90年代见过鹿回头的烂尾楼,到访过初创时期的博鳌,2000年以后见识了人山人海的亚龙湾与大东海,最近十年在豪华宾馆林立的海棠湾参加过各种论坛。虽然看到了海南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始终未能发现能够推动海南全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产业。在国家赋予海南全岛自由贸易港的重任之后,一直在关注海南的发展,近日得空与学生们共同飞赴海南实地感受自贸港建设,短短四天行程,对海南自贸港建设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形成了一些新的认知,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第一,国家赋予海南的任务是对外开放,但由于海南发展不充分,从而构成了海南对外开放的瓶颈,所以海南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赋能;第二,都说海南具有区位优势,但实际上海南处于区位劣势,海南作为一个离岛,实为孤岛一座,背对大陆却无背可靠,面向大海,却无外部引力,所以海南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赋能;第三,海南需要集聚什么样的能量?这取决于海南发展与开放的定位。下文就相关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一、历史上的海南

海南在历史上被称为“边界”或“外界”,表明它远离文明的文化与政治中心,而“天涯海角”则是对海南地理位置的极好表述。

因为海南远离文化与政治中心,所以在古代社会就成为流放官员的一个极佳去处。因为它是流放之地,故而历来缺少政治与经济资源,从而成为中国的“不开化”之地。

从地理上看,它就像中国这只“大公鸡”下的一个“鸡蛋”,落在了茫茫南海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海南今天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落在南海上的这颗“鸡蛋”变成南中国海上的一颗“明珠”。

海南的这种远离中心的政治经济地理决定了它在古代社会是没有经济意义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成为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官方远洋(1405年始,1443年终)和南部中国人大举向南洋移民的过程中,海南也从来不是目标所在。到达海南的人不是因为海事就是因为偏航而误入此地暂住,只有少数人在无奈之下成为长期居住者。这意味着海南与南洋比,没有比较优势可言,同时也是造成海南土著居民(大多为非汉民族)至今仍然占比很高的原因所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杜撰这样的概念,“海南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地处什么、什么的中心”。将自然地理位置与经济地理位置相混淆,这会在海南发展的功能定位上产生严重的错误。

由于海南地处边陲、偏于一偶,并且长期以非汉民族居民为主,因此,几乎没有经历过像样的农耕文明的发展阶段,以致长期处于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自然状态,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向自然“寻租”的自然经济。这就构成了当下海南发展的后发性劣势与后发性优势。说海南具有后发性劣势,是因为它没有经历过农耕文明的充分发展,其财富和人文的积累是不足的。说海南具有后发性优势,是因为越是落后、差距越大,其发展以及学习“他地”和“他国”的空间也就越大。

自贸港建设给海南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海南必须紧紧抓住自贸港建设这个历史性的机会窗口,直接越过农耕文明与传统工业化两个阶段,实现从不开化、不发达向现代化、信息化开放经济的转型。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历史,走向未来。此任务可以说是无比的伟大,但又无比的艰难。

二、海南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几乎可以说是经济学的第一定理。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成为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后,曾经有人问他,经济学里最为重要的原理是什么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是“比较优势”。毫无疑问,比较优势只有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在开放经济下才有专业化分工,而封闭经济则要求自成体系。

海南的自贸港建设就是要变封闭经济为开放经济,为此,就需要按照比较优势定理来确定海南未来的发展方向。以便达到事半功倍之经济效应。

那么海南的比较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地理优势。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就像在上文中指出的那样,海南是一座离岸孤岛,背无靠山,外无引力。海南背后隔海而望的广东湛江本身就是广东省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海南本根就靠不上。靠不了湛江,自然也就靠不了广西和广东。广西并不是一个发达的地区,本身就需要依靠外部力量来带动其增长,广东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广东就连处于省内的湛江都带不起来,又怎么可能带动被一道海峡分割的海南省呢?曾经在广东治下的海南成为广东省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已经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就已经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在将近40年后的今天,只有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创造了奇迹,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深圳毗邻香港,厦门毗邻台湾,从而可以从外部世界获得各种各样的资源、不计其数的加工订单、以及自由的市场准入。特别是深圳,由于其对内改革远远要比其他各个特区做的更为彻底,最后居然在经济规模与科技发展水平上超越了香港。相比之下,另外两个经济特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汕头可以说是两边不靠,既靠不上台湾,也靠不上香港,于是,因为缺乏外部引力而陷入经济增长的困境。珠海虽然毗邻澳门,但澳门是一个以博彩业为主的经济体,它不仅不能为珠海带来资源、订单与市场,反而通过博彩吸金而成为珠海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增长的“负引力”。海南当然处于比汕头和珠海还要不利的地理位置上,几乎远离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完全没有所谓的地理“邻近效应”。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海南是没有地理比较优势的。

海南不仅没有地理优势,几乎也没有什么产业优势可言。农业并不是海南的强项。除了热带农作物之外,海南的大部分农产品需要依靠外部输入。当然,农业缺乏比较优势不仅是海南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无法通过土地集中形成现代大农业,以致到了21世纪的今天,农业在中国仍然是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高效率的产业。在这方面,海南也不例外。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农业(第一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其在海南国民生产总值中居然还占有20%以上的比重,这就说明海南的工业化发展还不够充分,从而导致海南制造业(第二产业)发展的落后。因此,相对农业而言,海南的制造业似乎更加无比较优势可言,从统计数据来看,海南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与农业几乎不相上下,也在20%左右,确实没有什么比较优势。既缺乏技术,也没有规模。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海南的服务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却高的惊人,接近60%。这就自然而然地让人想到了海南的旅游产业一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问题在于:第一,当某个产业在某个地区的占比极高的时候,是否可以就此认为这个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呢?第二,即便这个产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么它是否必定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呢?就第一个问题来说,海南旅游产业的占比较高确实有其禀赋优势,这些禀赋优势可以包括阳光、沙滩、海景、以及气候等等,但显然也与农业和制造业过于落后相关。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究竟是因为海南经济欠发达而造成了旅游业的相对发达,还是因为海南的禀赋优势造成了海南旅游业的发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把海南的旅游业置于开放经济环境下进行国际比较。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与相对落后的农业和制造业相比,海南的旅游业当然具有比较优势。但若是进入开放经济环境,我们就会发现,海南的旅游业基本进不了国际市场,海南的国际游客数量极少,也算不上是一个公认的国际度假目的地。所以,正确的理解是:海南的旅游业有封闭经济下的比较优势,但无开放经济下的比较竞争优势。如果海南的旅游业无开放经济下的比较竞争优势,那么,在海南建设自贸港的过程中,

若选择旅游业为核心产业,其成功的概率就会相对变小。现在,再让我们回到旅游业本身,来讨论一下其对经济增长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贡献。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于制造业而言要小得多,原因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嗟来之食”,它的产出不是真实的财富,而是对自然的“寻租”,它依靠的是不断流动中的游客,而不是固定资产、技术、特别是现代企业和企业家精神。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制造业都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即便是像瑞士这样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也主要靠的是钟表制造业。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当下的海南既没有地理优势,也没有产业优势。但是自海南被正式批准为自贸港以来,海南形成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比较政策优势和比较制度优势。比较政策优势可以包括:零关税、简税制、低税率、放权审批、自由准入等;比较制度优势可以包括:投资贸易自由化、社会治理法制化、以及能够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化和现代化等。

为了用好比较政策优势和比较制度优势,我们有必要借用一些国际著名的案例来仔细体会一下比较政策优势和比较制度优势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企业行为的。

我们先来看美国企业的做法。美国属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但工会力量较大,为获取其他国家的制度比较优势,通用汽车就把发动机厂放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这样做既可提高质量(德国工匠世界闻名),又可利用德国管制较少的劳动力市场(德国工会力量相对小),进行要素套利。

欧洲的做法则可以德国为例。欧洲大陆属于协调市场经济,各国政府在管制制度中共同投入了大量的专用性资产,因此为了充分利用比较制度优势进行套利,德意志银行就会到芝加哥和伦敦设立分公司,以规避本土的强管制,而德国的制药厂则会在美国建立实验室,以便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获得在欧洲协调市场经济国家不能获得的突破性创新的动力和知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日产把工厂建立到成本较低的中国,但却把设计部门放到了加利福尼亚,这样做既可降低生产成本,又可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

以上这些国家的经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从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再到区域经济或城市经济,都存在着政策与制度的差异,是它们构成了人们所谓的“营商环境”,进而影响了企业选址与产业链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格局,最终造成了相互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别。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改善“营商环境”说到底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创造政策和制度的比较优势。其中政策比较优势属于低阶,制度比较优势则属于高阶。毫无疑问,对于经济增长来说,高阶的比较优势显然要比低阶的比较优势具有更大与更为长久的影响。原因在于高阶比较优势在动态中相对稳定,而低阶比较优势在动态中则易于流失。换句话说,高阶比较优势难以复制,而低阶比较优势则容易被后来者模仿。所以,面对地理劣势和产业弱势的海南,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制度创新,并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央的政策授权,制定高质量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为造就海南未来更多的比较优势而奠定坚实的基础。回想当年深圳开发开放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小渔村,但是依靠制度创新和特区特办的比较制度和比较政策优势而迅速崛起,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其成功的经验完全可供海南借鉴。

三、国际视角下的海南

从国际视角来看,海南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国际分工中究竟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标准的“菜单”来看,大致可以有以下选择: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中心;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心;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以及“世界避税天堂”等。但是从海南目前的资源和产业禀赋来讲,海南不可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选项。

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中心非“加州硅谷”莫属,建设世界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中心需要三个基本要素的组合: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创造);伟大的“资本家”(做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不为金钱为意义,重在发现和造就伟大的企业家和企业);伟大的企业家(把科学家的发明和资本家的风险资本在其领导的企业中加以组合,创造性的生产出熊彼特产品)。很显然,不要说海南,就连目前产业层次在中国最高的深圳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这个选项对于海南是不合适的。

贸易与金融交易中心同样不适合海南。无论是贸易中转还是金融交易,它们都需要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一,是经济规模;第二,是大量的知识人才。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不成规模就无法成为世界级的交易高地。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崛起,最初靠得是贸易融资,此后的发展则是依靠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芝加哥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粮食期货交易中心,因为它首先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粮食现货交易中心,没有现货交易的期货交易是难以发展的,原因在于期货交易会面临现货交割难以兑现的瓶颈;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东亚的贸易中转大港,是因为它同时具备地理优势(深水大港)和制度优势(成为大陆许多商品出口海外的套利窗口);相比之下,连云港拥有不错的深水良港,但就是不能成为国际大港,原因在于其既没有本地市场规模,也没有本地大规模出口的能力,因而缺乏足够的贸易流量。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活动更多依赖于知识和信息,因而需要有人力资本(知识人才)的规模集聚,为此就得有吸引知识人才的高质量生活环境。因为从事贸易和金融交易的知识人才通常都是拥有人力资本的高收入者,他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高于一般劳动者。高质量生活环境是一个系统,包括居住、交通、通讯、娱乐、消费、医疗和教育等等,所以不是简单地降低个人所得税就可以吸引到足够数量的、发展贸易和金融交易所需要的人才的。毫无疑问,这两个条件海南在短期内是不具备的。

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海南能否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的问题。要想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中心,至少需要满足这样三个条件:港口、贸易流量和航线。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条件经常是互为因果的。没有大港和足够的贸易流量,就无法形成新的国际航线或改变世界既定的国际航线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海南与贸易物流有关的第一和第二产业的规模都太小,第三产业占比虽然很高,但与海运无关。海南的海港也不成规模,每年集装箱吞吐量不到200万标箱,世界排名进不了前30。所以基本上改变不了现有的国际航线的空间分布,也很难单独建立新的国际航运线路体系,籍此成为一个新的世界航运与物流中心。

最后,成为“国际避税天堂”,是当今世界上不少岛国的选择。但是“国际避税天堂”是没有产业溢出效应的,这对小岛来说不是问题,但对于海南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海南不是一个小岛,它必须要有强大的产业来支持其长期可持续增长。成为“国际避税天堂”原本就不是海南的梦想,因为它不可能达到赋能海南的发展目标。

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海南从现有“菜单”中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功能定位,海南的功能定位必须到现有的“菜单”之外,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与自身的发展需要“量身定制”。从国际经济发展的态势看,贸易自由化因为全球化的退潮而受到了压制;从国内贸易自由化发展的现状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一直裹足不前,从而成为中国贸易自由化的一个发展瓶颈。因此,将海南的功能定位于“国际服务贸易中心”,既能推进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又能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可谓利他又利己。

对于这样的功能定位,人们或许会提出疑问:海南不是已经在发展旅游与购物为主的服务业了吗,再做这样的功能界定岂非多此一举?服务业真的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来支撑海南未来的发展吗?所有这样的疑问源于对现代服务业的认知障碍。今日在海南经济中占比较高的旅游购物只是现代服务业中一个较小的分支,广义的服务业除旅游购物之外,还可以包括贸易中转、航空中转、金融、教育、康养、文化艺术、媒体影视、时尚设计、娱乐等等。因此,对于缺乏货物贸易的地理优势与产业优势的海南来说,把广义的服务业作为其经济增长的立足点,并在此基础上向着国际服务贸易中心的能级推进,足以支持海南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服务贸易有什么特点呢?对土地和地理位置的依赖程度较低;也不需要强大物流和巨大港口的配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是“无中生有”的。因此,在政策支持自贸港建设的今天,发展服务贸易对于海南来说就是“扬长避短”,扬政策优势之长,避土地、地理和产业劣势之短。

广义服务业门类众多,海南也不可能什么都做,而且有些服务行业因为受到禀赋约束也是海南原本就做不了的。比如金融交易和国际航运服务等。但是目前正在发展势头上的旅游购物,以及其他各项应当都是可为的。

当然,为了把海南建设成为国际服务贸易中心,我们首先需要对服务业加以如下的区分:可贸易的和不可贸易的;现在是不可贸易的,但是通过嵌入某些要素是可以变成可贸易的;在此基础上优先发展可贸易的服务业。基于这样的逻辑,旅游购物、文化艺术、媒体影视、时尚设计、娱乐、航空中转、教育、康养等基本上都属于可贸易的,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那么海南又该如何来发展这样一些服务业,并尽可能使它们成为可贸易的呢?

为了赋能,海南首先需要导入新的、拥有最终产品的服务业(区别于非生产性的平台业务),来增加服务业的体量、提高其产业层次,比如文化艺术、媒体影视、时尚设计、娱乐和航空中转服务等。考虑到行业特征与政策支持的必要,我们可以把上述服务业中的硬性航空中转服务单列,而把剩余的“软性行业”打包,并将其定义为“创意产业”。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第一,鼓励创新、无中生有,因为创意本身就是“无中生有”的;第二,创意及其产品大都是可贸易的;第三,与金融等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不同,从事“创意产业”的人更在乎自由,而不会过度苛求舒适的生活环境,这就会产生上文中提到的“无中生有”效应;第四,便于集聚人才,通过创意公司的进入带来知识和人才,可以达到“招商引才”之双重效果,这种让创意企业“带才进入”的做法,远比漫无边际地以所谓的优惠待遇引进人才更为有效;第五,便于支持和管理,比如牌照和许可等。在发展“创意产业”方面,美国佛罗里达的迈阿密是个先行者,海南可以对标迈阿密,通过learning by doing加以推进,目标是让海南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创意岛”。

在自贸港政策的支持下,航空中转服务极有可能成为海南发展服务业的新的增长点。航空中转服务属于硬体服务业,主要依靠的不是创意,而是依靠客货流量、燃料添加、飞机维修和货运仓储等。除了客货流量之外,最为关键的是价格和成本,比如燃料的价格,飞机维修的成本(当然也包括质量),以及货运的停机与仓储的成本等。如果海南可以根据自贸港政策减免税费导致实际油价下降,那么就会有增加中转航班与物流航班的可能,随着航班数量的增加,就可以进一步衍生出飞机维修、货物仓储等服务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带出整个空港产业。

随着世界进入老龄化时代,康养的地位显著上升,再加上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与气候条件,康养理应成为海南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但是,发展康养产业需要避免以下风险:第一,把“康养产业”做成“养老地产”,以地产为主,以康养为辅,甚至完全舍弃康养,做成纯粹的房地产开发;第二,把康养产业做成候鸟性的居住产业,这会导致大量土地和住所的低效配置和闲置,并造成为其配套的公共资源的大量浪费。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康养产业必须以康养为主,而不是以单纯的养老居住为主。把康养做成地产,会提高地价,从而成为发展其他产业的成本。纯粹的养老居住,不仅具有候鸟性,而且科技含量也太低,不能给海南带来赋能的作用。因此,海南发展康养产业的要点是:第一,必须把康养与生命产业结合起来,拓展康养产业的产业链,提升其科技含量;第二,通过国际合作的方法,把这个产业变为可贸易的服务贸易产业。

除了义务教育之外,大部分教育是可以市场化的,既然可以市场化,当然也可以国际化,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教育也是可以贸易的。教育是海南的短板,也是海南经济增长的瓶颈。因此发展国际化的教育,既有利于海南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让海南的服务贸易获得更为宽广的发展领域。面对中国庞大的应试教育体系,海南自贸港的国际化教育应当是素质性、知识性或技能型的,可以是通识教育,也可以是专业教育,其目的在于引进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前沿知识,并且能够帮助海南突破人才短缺的瓶颈。为达此目标就必须与世界一流学校合作(包括从小学直到大学的世界一流院校),引进世界一流的商学院和工程技术学院,以及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学校等。最终形成一个集知识和专业技术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国际化综合教育体系。让海南成为世界各地的孩子们、青年们、企业家们所向往的求学之地。

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推进,海南在传统的旅游业中嵌入了免税购物,带来了海南旅游业发展的新高潮。但是,退税购物是一种进口消费行为,而不是生产行为,故而对海南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极为有限的。进一步而言,海南旅游业本身的国际化程度也较低,外国旅行社、外资酒店、外国游客的数量都达不到国际旅游度假的标准,而这恰好为海南旅游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机会。从国际标准来看,一个地方的旅游业发展达到什么样的程度,首先要看它是否成为国际度假必选之地,因为与观光旅游客相比,前来度假的游客是确定的而不是随机的,滞留的时间相对较长,且有足够的服务消费能力。所以提升海南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把观光旅游为主转变为度假旅游为主。其次,到目前为止,海南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不充分的,俗话把旅游称之为“游山玩水”,在今天的海南,人们可以玩水,但很难游山,原因就在于地处海南岛中心的广褒山区的旅游资源开发不足。海南山区有闻名世界的五指山,有广袤的热带雨林,不仅可以推出观光游,而且还可以推出徒步游、探险游、攀岩游等吸引世界旅游爱好者的项目。在房地产市场有一金句:“地段!地段!地段!”,那么对于旅游业来讲也有一金句,那就是:“交通!交通!交通!”。对于旅游业来说,交通就是生命线,旅游业所需要的交通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安全、便捷、快速、且具有观赏性。所以,为了赋能海南的旅游业,不仅需要高质量的交通设施,更重要的是要规划设计具有极高“颜值”、也就是观赏性强的旅游交通线路,可以是公路,也可以是轨道交通。在这方面,瑞士山区的观赏旅游线路具有强大的示范性。

四、中国视角下的海南

现在让我们把分析问题的视角从国际转回到国内。海南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又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呢?简单地讲,就是要做一些在中国其他地区做不了的事。哪些事是中国的其他地区所做不了的事呢?那就是建立一个与国际全面接轨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港。

自201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首个自贸区以来,中国目前已经设立的自贸区有好几十个。数量虽然可观,但大都搞错了发展方向。自贸区的基本任务是推进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其演化的路径是:从负面清单到自由准入、再到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的贸易自由化。通过这样的改革开放,为“贸易战”解锁,为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大部分自贸区并未沿着这样的路径在推进自贸区的改革和开放,从而背离了国家设立自贸区的初衷。目前自贸区建设方向性的错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把自贸区变成了推行本地政府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规划的产业园区;第二,把意在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的自贸区变成了离岸金融交易的窗口;第三,自贸区主要靠的是“外资”(投资自由化)与“外贸”(贸易自由化),但有些自贸区却变成了以“内资”和“内贸”为主的“自我贸易区”。所有这些做法都有悖于自贸区的使命。自贸区建设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畸变?归结起来无非是这样两个原因:第一,对自贸区的认知有偏差;第二,中央授权不够,导致自贸区建设所需要的配套改革无法实施。

但是,海南就不一样了,海南有充分的授权,只要对自贸港(自贸区)的认知正确,完全可以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港(区)。所以,对于海南来说,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确立对自贸区的正确认知,以防覆其他地区自贸区偏航之辙,走向自贸区建设的误区。自贸区的原本意义是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自贸区对海南的意义是赋能,自贸区对中国的意义是以开放促改革,通过改革与开放的互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最终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基于以上的认知,对于自贸区、特别是海南自贸港来说,必须遵循以下这些基本原则,否则很容易把自贸区或自贸港的建设引向歧路:第一、自贸区不做金融交易;第二、自贸区不搞房地产;第三、自贸区不推产业政策;第四、自贸区不能自我封闭(内贸产业或者非贸易产业的过多进入就等于自我封闭);第五、自贸区特别是海南自贸港,必须充分利用中央授权创造“政策比较优势”,通过全面系统改革创造“制度比较优势”,籍此把海南、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全面系统的改革将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与各个领域,如果加以抽象,应该达到以下目标:开放以贸易自由化为本(负面清单、自由准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改革以市场为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以服务为本(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而不是简单地优化行政程序、降低行政运行成本,重要的是放松管制、减少行政干预、少做产业规划,如果市场不能自由准入,这就好比关着门来提高办事效率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治理以法律为本(这可以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诚信和社会公信力,并提升整个社会的契约精神);增长以实业(包括有最终产品的、可贸易的服务业)为本(实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创新以提高生产率为本(科技创新是企业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不能提高生产率的创新既不能带来经济增长,也不能提高劳动收入);社会以人为本(官本位会导致政策出错与体制失灵);经济以企业为本(企业是政府税收与居民就业和收入的提供者,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赖以生存的基础,过高的税率与过高的工资率都会恶化企业的生存环境);环境以生态为本(良好的生态不仅可以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且还可以带来“美”);发展以现代化为本(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科技的,而且还应当包括人文的)。总结以上各点,海南自贸港的改革应当是有利于增加供给、有利于扩大开放、有利于促进增长的。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可以依靠消费、没有贸易和增长来增进人类的福利的。

最后,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最大的风险是政府失灵。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都不是自然形成的经济区域,而是政府政策的产物,因此,自贸区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政府的政策出错。在这方面,国际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必须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政府的政策,而不是用政府的政策来压制市场力量;第二,不要千方百计地去扩大政府的规模,而是要把资源配置到民营经济部门,特别可贸易部门;第三,政府支出应当具有较强的经济性,而不是补贴性的或者非生产性的。

五、本岛视角下的海南

从海南本岛来看海南自贸港建设,我们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那就是要通过全岛“同城化”来提升海南的能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赋能”之举。

美国物理学家韦斯特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企业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唯有城市的生命力是无限的,原因在于城市的发展是超线性的,而人的生命与企业的生命都会经历从超线性发展到线性平衡、再到亚线性衰减的演化过程。

城市发展的超线性特征表明城市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为什么城市发展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呢?因为伴随着城市人口增加而来的产出是递增的,而人们对城市基础设施等的使用则是规模递减的,产出的超线性与城市建设成本的亚线性特征集合在一起,造成了城市发展的超线性特征。进一步而言,即使放在动态的角度来看城市发展,结果也是一样的。所有城市最终都会遇到其空间发展的地理边界,但是这并不能阻挡城市的发展,因为城市是一个促成思想交流、产生头脑风暴的完美之地,人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不断产生新的创意,造就新的企业,创造新的技术和产品。所以,城市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想象力的地方,城市里的人会衰老,但城市本身不会衰老,除非你要刻意毁掉它。

既然城市具有超线性的发展特征,既然城市属于规模报酬递增的要素集聚地,那么把城市做大做活、把海南“全岛城市化”和“同城化”就不是毫无理论和事实依据的妄想。

海南全岛同城化的意义何在?它至少可以带来以下好处:

第一,增加城市空间,从而可以接纳更多的人口和更多的产业,增加经济活动的要素和能量。这一点对于海南来说特别重要。海南目前人口存量不足千万,原住民相对比例又较高,从而缺乏规模经济和创新思维。如果海南能够推进全岛同城化而导致更多外来企业和人口的进入,那么这将对海南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外来移民通常都是一个国家、地区、特别是城市最为重要的创新之源,因为他们作为新来者,一无所有,除了创业和创新很难再有更好的谋生之道与发展之路。纽约市政府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三代以上的老纽约居民,每100个家庭平均只有5个家庭走上创业之路,但是新进入纽约市的居民,每100个家庭平均有50个家庭走上创业之路。由此足见移民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总之,没有城市就没有移民,没有移民就不会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除了移民这个要素之外,扩大城市空间也有利于更多企业的进入,进而走上产业多元化发展的道路,这不仅可以丰富城市生活、带来更多知识和人口,更重要的是,多元化的产业结构要比单一的产业结构更具有抗周期和抗风险的能力。

第二,如果说接纳更多的企业和移民带来的是全岛同城化的增量产出和收入效应,那么通过海南全岛同城化还可以产生资源在空间重组的存量财富效应。其中最为重要的资源重组,就是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前提下,把更多的土地资源从目前低效使用的农业用地转变为高效的产业用地(这可大幅提升海南的全要素生产率),把众多的乡村人口从目前低效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借以提高全海南的人均收入水平,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解决海南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第三,海南全岛同城化即全岛城市化,根据韦斯特原理,城市化不仅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而且还可以带来更多的信息与知识的交流,产生头脑风暴,促进城市创新、激励人们创业。

海南全岛同城化的经济效应不可估量,海南决不可错失此良机。所以海南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海口江东区的规划,更加迫切的是全岛同城化的规划。没有同城化的大规划,任何次区域的小规划再成功,也有可能是败笔之划。

同城化最紧要的要素是什么?那就是缩短空间距离、增大引力、产生规模集聚效应。自然形成的空间地理是无法缩小的,于是就只有依靠广义的交通来加以解决。同城化对交通提出的要求是很高的。记得在1990年代末期,曾经前往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时任该校校长的华裔物理学家田长霖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引用物理学的“引力理论”解释了硅谷为何会在旧金山湾区兴起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旧金山湾区有着数量可观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其次是因为临近或者便利的交通,导致人们面对面交流需要花在路上的时间成本基本不超过20分钟(包括步行、骑自行车、乘坐地铁和公交、自驾小汽车等),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形成头脑风暴,创造了新的知识,诞生了伟大的知识型的创新企业,其数量不是一个或两个,而是规模集群。这就是加州硅谷的同城效应。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海南全岛同城化所需要的交通设施必须是快速而又便捷的,为了增加同城化的引力,海南同城化之后的各个城区之间的交通的时间成本最好控制在20分钟之内。切记,没有引力效应的交通体系对于同城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除了广义交通这个最为紧要的要素之外,海南全岛同城化还需要综合考虑以下这些因素:土地综合开发及其管理;便于农村人口进城与外来移民入驻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各大产业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等等。

海南是中国南海上的一颗明珠,曾经被长期封尘而失去了它的原色。自贸港建设为海南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海南到了亮其本色的伟大时刻了。

(作者华民,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写于2020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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