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 扑克财经。
这个月，出生于1930年的乔治·索罗斯刚好度过90岁生日。近日，这位投资大佬在位于美国长岛的寓所，接受了意大利《共和报》(La Repubblica)的采访，就他的经历、感悟，以及卫生事件后的世界和人类变化发表见解。【思想也是市场】将其采访择要译出，有删节。
共和报：公共卫生事件打乱了全球每个人的生活，您怎么看待当前的状况?
索罗斯：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这是我的人生经历中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就各类可能性而言，它远超正常时期，因此我把现在称为“大变革时期”(revolutionary moment)。平常时期不可想象的情况，现在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还在实际发生着。这让人们深感迷茫和惊恐，此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即不利于自己也不利于世界。
共和报：您也感到困惑吗?
索罗斯：跟大多数人比，我可能要稍好些。这些年我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能让我在预判时略微超前大众一些。
共和报：欧盟刚刚批准了总额达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
索罗斯：是这样。欧盟承诺以欧盟整体名义通过金融市场借入资金，其金额史无前例，这是欧盟迈出的非常重要、积极的步骤。但人们所说的“节俭五国”(Frugal Five)——荷兰、奥地利、瑞典、丹麦和芬兰另有所想，使复苏协议的实际效力打了折扣(这些国家反对向经济困难的欧盟成员国直接提供拨款grants，而主张通过借款形式loans——编者注)。他们自私、小气，他们想让欧盟复苏基金的资金花得更合理，但这给遭受公共卫生事件冲击最严重的南欧诸国造成了障碍。
共和报：您还看好欧盟“永久债券”(European perpetual bond)吗?
索罗斯：我没有放弃，但眼下没有足够时间让大家接受这个想法。让我解释下永久债券为何是个吸引人的创想，再讨论它为何在目前还不成熟。顾名思义，永久债券就是你永远不必偿付本金，而只是每年偿付利息。假设它的利率为1%，你看现在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都是负值，那这1%的利率还算不错的。这样，1万亿欧元的永久债券每年需要支付100亿欧元利息，这样的成本收益比低至1:100。况且，在急需资金的时候，这1万亿欧元很快就能融到，而利息到以后才需要支付，偿付的时间拉得越长，你的贴现现值就越小。
那发行有什么障碍?发行人欧盟需要向买方承诺能够支付利息，这就要求欧盟作为一个机构拥有足够的资源，比如征税权，而成员国对此类授权定是各怀心思。“节俭四国”(荷兰、奥地利、丹麦、瑞典，芬兰加入后变成五国)就反对。这便是发行困难所在。
共和报：在德国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默克尔总理能不能在此问题上有所作为?
索罗斯：她已尽其所能，她本人也面临根深蒂固的文化阻力：在德语中，“Schuld”一词是双关语，一层意思是债务debt，另一层是罪责guilt。借债的人有罪，但他们并没意识到照这样的话债权人也一样有罪。在德国这是个深深根植于其中的文化问题。它在某个时点就引起了是德国人还是欧洲人的冲突。这也是最近德国最高法院的决定与欧洲法院发生冲突的原因。
共和报：是什么让您在金融市场投资中这么成功?
索罗斯：我刚才提到过，这些年我已经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让我(在市场上)占有些优势。这套体系解释了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就用金融市场作为验证我的理论的试验场。这套体系可以简单归纳为两点，第一点叫做易错性理论(fallibility)，我们观察那些市场参与者，他们对世界(整个市场)的认知通常是不完整的、扭曲的(此理论与索罗斯能很快纠正错误联系在一起——编者注);第二点是反身性理论(reflexivity)，是说这些扭曲的观点会影响到与参与者相关的环境，它们还引发错误的投资决策。
这套理论曾经让我拥有优势，但现在我的著作《金融炼金术》(Alchemy of Finance)已经成为专业市场人士的必读书，我的优势也就不存在了。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现在已不再参与市场交易。
共和报：您是否对当前市场估值与经济疲弱之间的明显脱节感到担忧?我们现在是否正处于一个因美联储注入巨大流动性而引发的泡沫之中?
索罗斯：这说对了。尽管受到特朗普的指责，美联储其实做的比他好得多。联储大胆行动，市场上流动性泛滥。目前支撑市场的主要有两个信念：一个是期望美国政府近期能推出比之前1.8万亿美元CARES法案(卫生事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编者注)更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另一个就是特朗普会在大选前宣布卫生事件疫苗问世消息。
共和报：好多人认为，经历了公共卫生事件和远程办公，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未来前景堪忧。
索罗斯：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现在预测还为时过早。我还记得2001年“9.11”世贸中心双子塔被撞毁后，人们说他们再也不想住在纽约了，但没过几年，这个想法就被忘得干干净净。
共和报：您想对欧洲的民众说点什么?
索罗斯：SOS，紧急呼救!欧洲现在正值8月份休假，假日旅行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病毒传播感染。回顾历史，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爆发让人记忆尤深。那场大流感出现了三波高峰，第二波公共卫生事件是最致命的一次。但从那以来，流行病学和医学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我坚信那一幕可以避免重演，但前提是人们要认识到公共卫生事件有复发的可能，并立即采取措施加以防范。我不是流行病学方面的专家，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就是人们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要戴好口罩，做好必要防护。
欧洲正处在另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因为资金不足，它无法同时应对卫生事件和气候变化这两大挑战。回头来看，欧洲理事会那些面对面的会谈机制显然已经惨败，欧盟目前的行进路径并不能解决多少资金，也太费时日。
我还得再提永久债券这事。“节俭四国“或五国需要认识到这点，他们应当做热情的支持者，而非继续阻挠。只有他们展开真诚对话，欧盟永久债券的设想才能被投资者接受。没有它，欧盟将可能无法生存。若真的走到这一步，无论是对欧洲还是整个世界，都将是巨大的损失。
（编辑：郭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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