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天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永林建议深化上海原油期货市场建设，包括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构建交易体系、丰富交易品种等。
李永林认为，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其对金融开放提出了更高标准，也为上海原油期货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基于全球石化产业的新变革新业态，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的频繁剧烈波动给我国石油石化行业带来了风险，李永林提出，应不断优化上海原油期货交割仓储，进一步丰富交割仓库布点，稳步扩充交割仓库库容，积极研究集团贸易商厂库交割制度，保障原油期货市场平稳运行，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李永林建议，将天津纳入上海原油期货交割仓储总体布局中。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天津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优良的港口接卸能力，现有储备库容1000多万立方米，非常适宜作为上海原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储点。
他同时建议，将中国石化胜利原油作为上海原油期货厂库交割试点。中国石化胜利原油是上海原油期货的可交割油种，该品种自有库容80多万立方米，具备实物交割的必备条件，如能作为试点，不仅可实现交割常态化，也将有力推进我国自产原油定价的国际化。
徐晓代表建议：在郑州设立期货金融改革试验区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开封城摞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晓带来了一份关于在郑州设立期货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建议。她建议，支持河南在期货品种上市机制改革、扩大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加强场外市场建设以及扩大期货市场参与主体范围方面先行先试。
徐晓说，开展以期货为主题的金融改革，探索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和金融产品，有助于产业和金融高效融合，有利于保障我国能源及粮食安全，争取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国际定价话语权，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徐晓认为，在郑州设立期货金融改革试验区，将在打造世界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带来助推作用。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作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部分，期货市场可在稳步推进自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在特定地区以金融改革试验区形式先行先试，在整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期货市场改革。”徐晓说。
她认为，在郑州设立期货金融改革试验区，不仅有利于郑商所改革创新，也将为我国期货市场改革积累经验。郑商所已经具备开展期货金融改革试验的基础。
在期货品种上市机制改革方面，徐晓建议引入类似“新三板”机制，建立农产品期货品种的培育体系，扩大市场对外开放，扩大产品开放，推动期货市场“走出去”，同时加强境外机构和资金的引进。她建议，可将郑商所的白糖等品种作为试点开放产品，推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该品种保税交割上暂免征收增值税，在境外主要金融及商品集散中心申请期货交易及市场推广的相关资质。
为推动期货市场“走出去”，她还建议，可比照“沪伦通”的做法，支持郑商所与芝商所、伦交所、伦敦金属交易所建立互联互通机制，使境内投资者能在全球市场上实现套期保值、市场定价和风险管理；推动跨境并购交易所，积极加入国际性相关协会组织，进一步扩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探索设立境外交割仓库，推动期货交割仓库的全球布局。
徐晓还表示，在郑州设立期货金融改革试验区，也需要在生态上下足功夫。建设集中清算平台、开展场外业务试点和优化提升现有期货市场，都将成为改革试验区生态建设的重点。
“目前郑州已围绕粮食、煤炭等大宗商品建设一批大型仓储基地。要持续优化现货市场，需要提升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等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功能，同时加强与郑商所客户资源共享、产品研发、仓单串换、仓储物流和系统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推动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在仓单标准和质检机构等方面的统一，促进期现货市场协同发展。”她说。
此外，徐晓还表示，要探索扩大期货市场参与主体范围，除鼓励在郑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积极参与“保险+期货”试点，开展各种“期货+”服务模式外，也需要依托郑州龙子湖智慧岛建设期货产业集聚区，加强期货要素聚集，形成以期货为特色、多种金融业态共同发展的优势平台。
在深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建议：联合港澳在深圳建设期货交易所
“建议以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在深圳建立期货交易所。”近期发生的“原油宝”事件凸显了我国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货市场的迫切性，今年全国“两会”上，由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杨绪松牵头，多名在深全国人大代表拟联名提交建议，建议联合港澳在深圳建设期货交易所，参与国际定价权竞争。
期货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国期货市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四大期货交易所。
杨绪松提出，这些交易所在价格发现、风险对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期货交易所以会员制为主，在资本实力、业务覆盖范围、产品和服务等方面都不占优，难以参与国际竞争；二是交易品种比较传统且品类也不丰富，难以满足企业需求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造成我国部分企业“被迫”到境外期货交易所对冲风险。三是产业用户参与不充分，我国规模以上企业有50多万户，但期货市场的产业客户仅有2万余户，期货市场投机性强，与实体经济需求有一定脱节。四是国际化程度不高，目前只有原油、铁矿石等4个品种允许境外投资者直接参与，缺乏国际定价影响力。
“我国需要建立一家新型期货交易所！”杨绪松认为，这是服务经济转型、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期货市场国际化是金融市场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期货交易所的历史包袱最轻，有利于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期货交易规则，推出符合国际投资者需求和投资习惯的多样化期货交易产品。
深圳作为我国期货市场的主要发源地，曾建有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和深圳期货联合交易所，为规范和发展期货市场做了大量的探索。目前深圳辖区10多家期货公司资产总额约占全国1/7，已成为我国期货业务比较活跃的区域市场之一。
杨绪松在建议中提出，纽约、伦敦等国际标杆城市，都有1家甚至多家期货交易所。深圳在产业基础、区位、金融创新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建议联合港澳在深圳建立一家综合性、开放型和创新型的期货交易所，采用公司制，港澳参股，和国内现有期货交易所错位发展，交易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向境外客户开放，建立覆盖全球的交割网络，采用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既推出商品类期货产品，也提供金融类期货产品，还探索提供数字资产等创新型期货产品；既提供期货产品，也提供期权产品；既提供场内衍生品交易，也提供远期、场外期权、掉期等场外衍生品交易和清算服务；既发展交易业务，也发展登记清算、交收、存管、市场数据、信息技术服务等配套服务。
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正在战略布局新基建和数字经济。由于部分核心技术“卡脖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部分关键零部件还大量依赖进口。在杨绪松看来，深圳新设的期货交易所可发挥期货市场引领商品品质发展的作用，率先推出石墨烯、稀土、硅、电子器件、集成电路、传感器、氢气、原料药等高新技术类期货品种，服务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开发海产品、航运指数等海洋类期货产品，助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深圳建立期货交易所可按短期、中期、长期目标渐次推进。短期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展以中小板、创业板相关指数为标的的金融期货交易试点；中期一方面深圳证交所在股票类金融期货交易的基础上，发展完善汇率、利率等金融期货交易品种，另一方面推动前海联合交易中心等相对成熟的现货交易场所推出期货交易品种，补齐商品期货短板；长期争取设立独立的期货交易场所，或者发展期货和现货并行的交易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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