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9日，如通股份、易明医药、高争民爆3股在沪深交易所同时挂牌，A股上市公司突破3000家。3000只上市A股，年产值近30万亿元，总市值逾52万亿元，这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跨越，亦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资本时代的重要标志。
A股
股市“抢跑”与市场经济
1990年12月19日，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第一槌响起，新中国的证券市场悄然开启。当天，在上交所上市的股票8只。从“老八股”开始，到第一个千股，市场耗时十载;到第二个千股，又走了10年，第三个千股却只用了6年，26年来，我们有了3000只上市A股。
“这26年非常值得回忆和总结。”清华经管学院客座教授、清华控股旗下诺德基金董事长潘福祥如此慨叹。在潘福祥看来，从时间轴和上市A股数量千位数增长的节点来看，确实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有着鲜明的关联特征。
“回过头去看，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从无到有的建立和深化过程中，资本市场在第一个10年处于‘抢跑’状态。”潘福祥说。
之所以说是“抢跑”，从理论层面而言，表征为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宗旨是服务实体经济。换言之，证券交易须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产权明晰为前提。从历史实践看，大机器工业时代对资本产生巨大需求，于是汇聚社会资本的股份制应运而生，股份发行和流通转让又呼唤出了配置社会资源的资本市场。
上述两个层面都决定了资本市场应该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高效率资源配置机制。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物价尚未放开，商品市场才刚露苗头，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市场也没有形成，然而中国资本市场却在此时呱呱落地，跌跌撞撞抢跑了。
现在回头看，这种先行先试无疑是可贵的创新改革，当时却争议很大。在新旧经济体制的剧烈摩擦和尖锐对抗的夹缝中“早产”的资本市场彼时无人喝彩。“这就决定了在一开始，证券市场就是一个相互妥协和不断试错的产物，留下了先天不足的制度缺陷。所以根本不敢让大企业上市。”潘福祥回忆。
这是一块试验田。不管以什么方法衡量，这些公司都不涉及国计民生的主导行业，不影响国家经济命脉。代表经济成长的主要龙头不上市，市场只有“股价”没有“估值”。
国企大军与“实至名归的10年”
是不期而遇，还是历史必然?区域试点之后，A股市场开始被赋予国企解困这一历史使命。
2000年8月，A股数量达到划时代的1000只，这背后，是始于1997年提出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三年之战”，而2000年，正是实现三年目标的最后一年。最终，在股份制改革的推动下，国企三年脱困的成果是：2000年1至10月，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39亿，同比增加1.6倍。
期间，两大石油集团、宝钢集团、十大军工集团先后组建。1997年5月，新兴铸管(000778)成功发行，成为首家由军需企业发起、改制上市的股份公司。1998年至2000年，国有企业在境外上市22户，共筹资267亿美元;在境内上市307户，共筹资2723亿元。
而对“第二个千股”形成的10年，潘福祥认为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实至名归的10年”。因为这期间，中国证券市场在总量上和结构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有大型企业上市快跑，改变了之前资本市场整体上不具备成为国民经济晴雨表条件的状况：2001年至2010年，中国石化(600028)、中国联通(600050)、中信证券(600030)、长江电力(600900)、国有五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中国石油(601857)、中国铁建(601186)、中国建筑(601668)、中国重工(601989)等纷纷上市。
行业结构调整与社会经济转型
拉开A股历史画卷可以发现，26年里，上市公司行业结构调整与社会经济转型的步伐有着特殊的关系。
“经过26年新陈代谢，A股公司主体结构已经多元化;民企在上巿公司群体的比重逐年提高，表明民营经济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中已成为重要力量。此外，证券市场汇聚了一大批优秀公司和行业龙头，从上市公司就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特征。”上海市双创投资中心总经理张赛美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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